延安整風的背景
延安整風是提高黨員覺悟、增強黨組織戰斗力的成功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們要了解延安整風的背景，還要從王明回國這一個故事講起。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在國民黨代表張沖的陪同之下，乘坐飛機到達了延安，王明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是國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委員，還是共產國際的候補書記，所以王明的地位當時是比較顯赫的。所以王明到了延安以后，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還有博古等等都一起到機場去迎接，這個場面在延安來講就是很大的場面了，在機場毛澤東致了熱情的歡迎詞，當天晚上，中共中央還舉行了宴會和歡迎大會，但是王明并不領情。王明到了延安十天后，就是1937年12月9日，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王明在這個會上做了個長篇講話，王明提出來我們要服從統一戰線，紅軍改編不僅是組織上、形式上的改編，紅軍也要聽蔣委員長的指揮。王明這個講話在黨內造成了一些的消極影響，12月的政治局會議，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沒有做結論，沒有形成決議，要形成決議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那我們黨原來定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哪里去了？沒了。12月中央會議上，在組織上也做了一個決定，要成立一個長江局，長江局由周恩來、董必武這些領導組成，主要是管長江以南我們黨的工作，在一個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團，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參加，這個代表團的主要任務就是和國民黨進行談判，12月23日這兩個代表團到了武漢，到了武漢不久王明就提出來要召開一個聯席會議，他在會上宣布這兩個組織合一，對外叫中共代表團，對內叫長江局，然后由王明任臨時書記，周恩來當副書記，這個是沒有經過中央同意的，到12月25號王明沒有經過中央同意擅自發表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公開發表對當時的重大問題的看法，這是要經過中央討論的，王明沒有經過中央同意就擅自發表了。到了1938年2月，他又擅自發表了一個《毛澤東先生答新聞記者問》，這一個也沒有經過毛澤東的同意，到1938年的5月，毛澤東在延安做了一個《論持久戰》的重要演講，這個演講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我們應該采取的戰略步驟做了全面的論述，中央指示，要把《論持久戰》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王明不同意發表，從這里可以看出，王明對黨中央、對毛澤東所采取的態度了。
1938年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了延安，王稼祥這次回來，帶來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明確的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內部要以毛澤東為核心，加強團結，王明就不要爭當領袖了，這個指示是非常明確的。當時中央讓王明從武漢回到延安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王明不回來，王明說要王稼祥到武漢去傳達，他不回來，實際上是一種抵制的態度。接下來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結合我們黨內的情況，準備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傾”錯誤，而且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個命題。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央作出了一個組織的決定，撤銷長江局，分別成為立南方局，中原局和東南局，南方局由周恩來統一領導，中原局由劉少奇統一領導，東南局由項英統一領導，那么把原來的長江局一分為三，這個大家一看就清楚了，沒有王明的事了，這三個局一成立，周恩來、劉少奇、項英分別負責這三個黨的派出機構，到1940年的1月，毛澤東發表了一篇綱領性的著作，叫《新民主主義論》，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前途都做了全面的論述，非常重要的一個指導性文件，但是王明不贊同，他不同意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王明既有“左傾”又有“右傾”的錯誤，對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中國共產黨如何糾正錯誤，領導中國人民走上勝利呢？
王明對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
從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后，將近兩年的時間，中央領導的內部思想是不夠統一的，步調是不夠一致的，氣氛也是不夠和諧的，到延安整風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已經從1935年的四萬人增加到七十多萬，這些新的黨員缺乏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對于理論的素養和能力都比較弱，怎樣提高我們黨員的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是黨中央在認真考慮的問題。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黨怎么來領導中國的革命推向前進呢？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高級干部會議上做了一個《改造我們的學習》這個重要的演講，在這次演講里面，毛澤東就講學習馬克思主義有兩種態度，一種是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把馬克思、列寧的話搬到中國來，犯了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還有一種態度，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把它結合起來，用來指導中國革命斗爭，那么這兩種態度，當然是后面的態度是正確的。就在這篇演講里，毛澤東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尖銳的指出它們的性質，毛澤東說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篇文章里，毛澤東還用生動、形象的語言寫了一篇對子，毛澤東寫到：“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贝蠹乙宦?，這個對子非常形象，非常生動，他實際上是給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畫一個像，有些同志提出來這個像是不是有所指啊，我認為毛澤東的這一個對子是有所指的。指向誰呢呢？我給大家講一講王明和博古的故事。
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小禮堂召開的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油畫）
王明21歲就到莫斯科去學習，1929年才回到中國，1931年中央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把王明推到一個中央重要領導崗位，他當年只有27歲，博古到蘇聯學習的時候更小，才19歲，1930年博古回到了國內，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擔任干事，到1931年中央成立臨時中央，當時王明又到蘇聯去了，博古就成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他才24歲，他們當時還說一句話，說古人說半部《論語》能治天下，我們有那么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就不能治中國？毛澤東所做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延安整風拉開了序幕。1941年的7月和8月，中共中央發了兩個決定，一個是《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第二個決定是《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就是針對著王明、博古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教條主義來說的，整風運動他是先從黨的高級干部開始，1941年的9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九月會議，這次九月會議對整風運動進行了具體的部署，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做了一個重要講話，而且毛澤東的講話對我們黨的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特別是三次“左傾”錯誤做出了深刻的分析，這也是延安整風的一個思想武器，毛澤東這個報告特別提出了一個問題，要劃清一個界限，什么界限呢？就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王明、博古他們是教條式的，只知道機械的搬用馬克思主義的言詞，那么我們黨從農村包圍城市開始走過來，是一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兩種態度就非常鮮明了，至于整風的形式，1941年開始，以學習文件開始，黨中央組織了一個高級學習組，先從高級領導干部，從中央開始，學習文件，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然后對照、檢查，就從這地方開始推進，這個學習除了學習文件以外，還要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教訓，還要對照，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對照自己的思想，對照自己的工作，進行檢查，要聯系實際，所以這時候第一個階段在高級干部當中就展開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部分）。中央檔案館藏
這時候，王明和博古這兩個人對整風運動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1941年10月12日，王明就說他病倒了，從這以后他就再也沒有參加整風活動，他沒有參加活動當然就沒有檢討，沒有什么對照檢查之說，更沒有表態，這是王明的態度。和王明態度不一樣的是博古，博古自始至終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學習、對照、檢查，態度非常誠懇，因為第三次“左傾”路線，在國內主要是博古在那里執行的，所以博古在講到第三次“左傾”路線給黨造成的損失，許多同志在錯誤路線的指導之下犧牲了他非常沉痛，甚至痛哭流涕，他在檢討當中有一句話非常深刻：他說他自己罪孽深重，百身莫贖。他死一百次也很難挽回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所以他的檢討得到了中央領導和黨內很多同志的諒解。延安整風以后，他參加了中央的很多工作，王明他就一直堅持自己的錯誤，全國解放以后，他提出來他有病，中國沒有條件治他的病，他1956年1月，經過中央批準，他到蘇聯治病，一直到1974年在蘇聯待了18年，在莫斯科病故，結束了他的一生。他們兩個人的不同態度，也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王明（左）、博古（右）
延安整風的具體內容
從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后，將近兩年的時在延安整風前，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和“右傾”錯誤，而無論是“左”還是“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的指示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說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的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而延安整風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在充分醞釀和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于1942年全面展開。
1942年的2月，毛澤東做了兩個重要的報告，一個是《整頓黨的作風》，第二個報告是《反對黨八股》，這樣毛澤東的三篇報告就都出來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毛澤東三篇報告的問世，為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延安整風整什么呢？就整頓“三風”，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那采取什么樣的方針呢？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提出來，整風運動要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法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毛澤東還說，我們共產黨的隊伍要整齊，武器是好武器，這樣子的黨就沒有任何敵人能夠達到我們。在這幾個報告中，他還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留美博士，從美國取得了博士學位回到了國內，他爸爸非常高興就問他，就問他你在美國學的什么，這個留學生就說我在美國學的是烹調，他爸爸說好你給我炒個雞蛋，這個留學生就搬了幾本洋書在那翻炒雞蛋怎么炒，這邊鍋也熱了，火也旺了，油也燃起來了，等他把炒雞蛋的步驟、方法掌握好以后，這個雞蛋都糊了，他的爸爸非常生氣，就扇了他兩耳光，他說你打我是可以的，但是你打的耳光，不如外國人打的好。毛澤東講的這個故事，很明顯是講批判教條主義。
1942年的4月，中宣部公布了整風學習的18個文件，后來又把18個文件，增加到22個文件，因為整風首先是從學習開始的，而且有明確的規定，分三個階段，要學習文件，要聯系實際，要對照檢查。圍繞的就是解決學風問題、黨風問題和文風問題，所以延安整風是從1940年準備，41年啟動到42年全面展開，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有一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延安整風前后，毛澤東就發現，延安的文藝界存在著很多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脫離了抗日戰爭的實際，也脫離了人民群眾的需求，魯藝還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音樂會，演員都是洋嗓子，唱的表演的都很精神，結果問老百姓你們有什么感覺？當時有個老百姓說這個女的像貓叫，這個男的像驢叫，毛澤東發現這個情況以后，這個文藝工作的方向有問題，他做了好多的調查研究，最后毛澤東就下決心，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最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結論中明確提出，革命文藝必須與工農兵相結合，必須為工農兵服務。這就是革命文藝工作的一個方向，在隨后一段時間以內，延安附近還包括各個根據地都在內，出現了很多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所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延安整風是全黨的整風，為什么叫延安整風呢？是在延安發起的，延安是重點，延安是中央所在地，所以習慣叫延安整風，但是各個根據地情況不一樣，像華北幾個根據地，當時1942年已經開始動員整風了，可是這時候日本軍隊采取了對華北根據地的“大掃蕩”，在敵人來“掃蕩”的時候，你怎么能坐下來整風呢？所以各個根據地就決定，把整風暫時停下來，先對敵斗爭，所以一直到1943年有些地方對敵斗爭任務重的一直到1944年這個整風運動才完成。
講到延安整風，還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搶救運動，在延安整風的中間和后期，有一個審干運動，這個審干運動，還是有必要的，但是教訓在哪里呢？就是審干運動擴大化了，到1943年的7月15日，延安整風已經到后期了，這是搶救運動的高潮。15天當中，挖出了1400多名特務，這個面就明顯擴大了，引起了黨內很多的不滿，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時候抓特務抓到自己頭上，這個搶救運動主要是康生搞得，后來反映到毛澤東那里去了，毛澤東感覺到這樣子不行，到7月底中央就下通知，停止搶救運動，大部不捉，一個不殺，就是對搶救運動的大部分不逮捕，一個也不要殺，所以實際上這個搶救運動就搞了半個月的時間，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影響，使受沖擊的一些人心情非常郁悶。毛澤東主動承擔了搶救運動的責任，他多次向受傷害的人脫帽鞠躬，賠禮道歉，化解了很多同志的怨氣，那么在延安整風的這幾年過程當中，搶救運動是一個曲折，是一段失誤，我們不能因為搶救運動而否定整個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的評價
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運動從醞釀到完成經歷了五年的時間，這一個過程，對每名共產黨員來說都是一次精神洗禮，也是和以往“左傾”“右傾”錯誤路線的徹底決裂，延安整風作為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包括共產國際的指示、蘇聯的經驗都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采取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我們黨從思想上、政治上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為我們黨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組織基礎。
第一方面，延安整風是一次全黨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們黨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曾經出現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國產國際指示蘇聯經驗神圣化，一個教條化，一個神圣化，這兩個傾向都影響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延安整風作為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包括國產國際的指示、蘇聯的經驗都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采取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我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也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第二個方面延安整風實現了黨的團結和統一。通過延安整風，他們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實現了黨的團結，這個團結是在正確路線的指導之下，在新的基礎上實現了團結，這個團結在組織上也有明顯的表現，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個重要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做出了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和精簡的決定，選舉毛澤東擔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兩個主席，這就為我們黨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組織基礎。
第三個方面延安整風創造性的運用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黨內矛盾。我們說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不管是共產黨和其他政黨，任何一個政黨都會有矛盾，不可能沒有矛盾，關鍵在于不是有沒有矛盾，而是采取什么樣的正確方法來解決矛盾，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教訓，在十年“內戰”時期“左”的路線推行的時候，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而延安整風解決我們黨內的矛盾是采取批評與自我批評，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后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在用這么一種方法來解決黨內的矛盾，這是成功之舉，達到一個既分清是非，又團結同志的這樣子一個目的，延安整風的成功經驗，對我們黨后來黨的建設，起了長期的指導作用，時至今日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在繼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黨的作風建設， 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經驗，要依靠我們黨自身的力量自我凈化，不斷提高我們黨的理論素養和執政能力，真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中發揮核心領導作用。這是我們今天對延安整風的繼承和發揚。
來源：央視百家講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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